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桐城之西北，连山殆数百里，及县治而迤平。其将平也，两崖忽合，屏矗墉回，崭横若不可径。龙溪曲流，出乎其间。 以岁三月上旬，步循溪西入。积雨始霁，溪上大声从然，十馀里旁多奇石、蕙草、松、枞、槐、枫、栗、橡，时有鸣巂。溪有深潭，大石出潭中，若马浴起，振鬣宛首而顾其侣。援石而登，俯视溶云，鸟飞若坠。 复西循崖可二里，连石若重楼，翼乎临于溪右。或曰：“宋李公麟之垂云畔也。”或曰：“后人求公麟地不可识，被而名之。”石罅生大树，荫数十人，前出平土，可布席坐。 南有泉，明何文端公摩崖书其上，曰：“媚笔之泉”。泉漫石上，为圆池，乃引坠溪内。左丈学冲于池侧方平地为室，未就，要客九人饮于是。日暮半阴，山风卒起，肃振岩壁榛莽，群泉矶石交鸣，游者悚焉，遂还。 是日，姜坞先生与往，鼐从，使鼐为记。
人有学为鸟言者，其音则鸟也，而性则人也；鸟有学为人言者，其音则人也，而性则鸟也。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？今之为诗者，何以异于是？不出于己之所自得，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，曰某篇是某体，某篇则否；某句似某人，某句则否。此虽极工逼肖，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。 若吾友子肃之诗，则不然。其情坦以直，故语无晦；其情散以博，故语无拘；其情多喜而少忧，故语虽苦而能遣；其情好高而耻下，故语虽俭而实丰。盖所谓出于己之所自得，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者也。就其所自得，以论其所自鸣，规其微疵，而约于至纯，此则渭之所献于子肃者也。若曰某篇不似某体，某句不似某人，是乌知子肃者哉！
龙山子既结楼于宅东北，稍并其邻之竹，以著书乐道，集交游燕笑于其中，而自题曰“借竹楼”。方蝉子往问之，龙山子曰：“始吾先大夫之卜居于此也，则买邻之地而宅之；今吾不能也，则借邻之竹而楼之。如是而已。” 方蝉子往问之，龙山子曰：“始吾先大夫之卜居于此也，则买邻之地而宅之；今吾不能也，则借邻之竹而楼之。如是而已。” 方蝉子起而四顾，指以问曰：“如吾子之所为借者，特是邻之竹乎？非欤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然则是邻之竹之外何物乎？”曰：“他邻之竹也。”“他邻之竹之外又何物乎？”曰：“会稽之山，远出于南，而迤于东也。”“山之外又何物乎？”曰：“云天之所覆也。”方蝉子默然良久。龙山子固启之，方蝉子曰：“子见是邻之竹，而乐欲有之而不得也，故以借乎？非欤？”曰：“然。” “然则见他邻之竹而乐，亦借也；见莫非邻之竹而乐，亦借也；又远见会稽之山与云天之所覆而乐，亦莫非借也。而独于是邻之竹，使吾子见云天而乐，弗借也；山而乐，弗借也；则近而见莫非以之竹而乐，宜亦弗借也，而又胡独于是邻之竹？且诚如吾子之所云，假而进吾子之居于是邻之东，以次而极于云天焉，则吾子之所乐而借者，能不以次而东之，而其所不借者，不反在于是邻乎？又假而退吾子之居于云天之西，以次而极于是邻，则吾子之所乐而借者，能不以次而西之，而所其所不借者，不反在于云天乎？而吾子之所为借者，将何居乎？ ”龙山子矍然曰：“吾知之矣。吾能忘情于远，而不能忘情于近，非真忘情也，物远近也。凡逐逐然于其可致，而飘飘然于其不可致，以自谓能忘者，举天下之物皆若是矣。非子则吾几不免于敝。请子易吾之题，以广吾之志，何如？”方蝉子曰：“胡以易为？乃所谓借者，固亦有之也。其心虚以直，其行清以逸，其文章铿然而有节，则子之所借于竹也，而子固不知也！其本错以固，其势昂以耸，其流风潇然而不冗，则竹之所借于子也，而竹固不知也！而何不可之有？”龙山子仰而思，俯而释，使方蝉子书其题，而记是语焉。
越中山之大者，若禹穴、香炉、蛾眉、秦望之属，以十数，而小者至不可计。至于湖，则总之称鉴湖，而支流之别出者，益不可胜计矣。郡城隍祠，在卧龙山之臂，其西有堂，当湖山环会处。语其似，大约缭青萦白，髻峙带澄。而近俯雉堞，远问村落。其间林莽田隰之布错，人禽宫室之亏蔽，稻黍菱蒲莲芡之产，畊渔犁楫之具，纷披于坻洼；烟云雪月之变，倏忽于昏旦。数十百里间，巨丽纤华，无不毕集人衿带上。或至游舫冶尊，歌笑互答，若当时龟龄所称“莲女”“渔郎”者，时亦点缀其中。 于是登斯堂，不问其人，即有外感中攻，抑郁无聊之事，每一流瞩，烦虑顿消。而官斯土者，每当宴集过客，亦往往寓庖于此。独规制无法，四蒙以辟，西面凿牖，仅容两躯。客主座必东，而既背湖山，起座一观，还则随失。是为坐斥旷明，而自取晦塞。予病其然，悉取西南牖之，直辟其东一面，令客座东而西向，倚几以临即湖山，终席不去。而后向之所云诸景，若舍塞而就旷，却晦而即明。工既讫，拟其名，以为莫“豁然”宜。 既名矣，复思其义曰：“嗟乎，人之心一耳。当其为私所障时，仅仅知我有七尺躯，即同室之亲，痛痒当前，而盲然若一无所见者，不犹向之湖山，虽近在目前，而蒙以辟者耶？及其所障既彻，即四海之疏，痛痒未必当吾前也，而灿然若无一而不婴于吾之见者，不犹今之湖山，虽远在百里，而通以牖者耶？由此观之，其豁与不豁，一间耳。而私一己、公万物之几系焉。此名斯堂者与登斯堂者，不可不交相勉者也，而直为一湖山也哉？”既以名于是义，将以共于人也，次而为之记。
公侯以文武之德，怀迈世之略，功济巴汉，声畅华夏，远近莫不归名。每惟畴昔，尝同大化，吴札、郑乔，能喻斯好。
女郎讳静训，字小孩，陇西成纪人。上柱国、幽州总管壮公之孙，左光禄大夫敏之第四女也。族纂厉乡，得神仙之妙；家荣戚里，被日月之晖。况复淑慧生知，芝兰天挺，誉华髫发，芳流肇悦。幼为外祖母周皇太后所养，训承长乐，独见慈抚之恩；教习深宫，弥遵柔顺之德。于是摄心八解，归依六度，戒珠共明珰并曜，意花与香佩具芬。既而繁霜昼下，英苕春落，未登弄玉之台，便悲泽兰之夭。大业四年六月一日遇疾，终于汾源之宫，时年九岁。 皇情轸悼，撤县辍膳，频蒙诏旨，礼送还京，赗赙有加。以其年龙集戊辰十二月己亥朔廿二日庚申，瘗于京兆长安县休祥里面万善道场之内。即于坟上构造重阁。遥追宝塔，欲仿佛于花童；永藏金地，庶留连于法子。乃铭曰： 光分婺女，庆合天孙，荣苕比秀，采璧同温。先标令淑，早习工言，生长宫闱，恩勤抚育。法水成性，戒香增馥，金牒旦窥，银函霄读。往从舆跸，言届河汾，珠涓润岸，镜掩轻云。魂归秪阁，迹异吴坟，月殿回风，霜钟候晓。砌凝阴雪，檐悲春鸟，共知泡幻，和嗟寿夭。
守令之于民近且重，易知矣。余尝论今之守令，有道而闻四方者不过数人。此数人者，非特任守令也。过此数人，有千里者相接而无一贤守，有百里者相环而无一贤令。至天子大臣尝患其然，则任奉法之吏，严刺察之科，以绳治之。诸郡守县令以罪不任职，或黜或罢者相继于外。于是下诏书，择廷臣，使各举所知以任守令。是天子大臣爱国与民而重守令之意，可谓无不至矣。而诏虽下，举者卒不闻。惟令或以旧制举，不皆循岁月而授。每举者有姓名，得而视之，推考其材行能堪其举者，卒亦未见焉。举者既然矣，则以余之所见闻，阴计其人之孰可举者，卒亦未见焉。犹恐余之愚且贱，闻与见焉者少，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，则求夫贤而有名位、闻与见之博者，而从之问其人之孰可举者，卒亦未见焉。岂天下之人固可诬，而天固不生才于今哉！ 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，则数更法以御之。法日以愈密，而弊日以愈多。岂今之去古也远，治天下卒无术哉！盖古人之有庠有序，有师友之游，有有司之论，而赏罚之始于乡，属于天下，为教之详至此也。士也有圣人之道，则皆得行其教；有可教之质，则皆可为材且良，故古之贤也多。贤之多，则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仓廪贱官之选咸宜焉，独千里、百里之长哉？其为道岂不约且明，其为致天下之材岂不多哉？其岂有劳于求而不得人，密于法而不胜其弊，若今之患哉？ 今也，庠序、师友、赏罚之法非古也，士也有圣人之道，欲推而教于乡于天下，则无路焉。人愚也，则愚矣！可教而贤者，卒谁教之哉？故今之贤也少。贤之少，则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仓廪贱官之选常不足其人焉，独守令哉？是以其求之无不至，其法日以愈密，而不足以为治者，其原盖此之出也已。噫！奚重而不更也。 姑苏人丁君琰佐南城，南城之政平。余知其令，令曰：「丁君之佐我。」又知其邑人，邑人无不乐道之者。余既患今之士，而常慕古之人，每观良吏一传，则反覆爱之。如丁君之信于其邑，余于旁近邑之所未见，故爱之特深。今为令于淮阴，上之人知其材而举用之也。于令也，得人矣。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，信于此，有不信于彼哉！ 求余文者多矣，拒而莫之与也。独丁君之行也，不求余文，而余乐道其所尝论者以送之，以示重丁君，且勉之，且勉天下之凡为吏者也。
谈者谓南越偏且远，其风气与中州异。故官者皆不欲久居，往往车船未行，辄已屈指计归日。又咸小其官，以为不足事。其逆自为虑如此，故其至皆倾摇解弛，无忧且勤之心。其习俗从古而尔，不然，何自越与中国通已千馀年，而名能抚循其民者，不过数人邪！故越与闽、蜀，始俱为夷，闽、蜀皆已变，而越独尚陋，岂其俗不可更与？盖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。噫！亦其民之不幸也已。 彼不知繇京师而之越，水陆之道皆安行，非若闽溪、峡江、蜀栈之不测。则均之吏于远，此非独优欤？其风气吾所谙之，与中州亦不甚异。起居不违其节，未尝有疾。苟违节，虽中州宁能不生疾邪！其物产之美，果有荔子、龙眼、蕉、柑、橄榄，花有素馨、山丹、含笑之属，食有海之百物，累岁之酒醋，皆绝于天下。人少斗讼，喜嬉乐。吏者唯其无久居之心，故谓之不可。如其有久居之心，奚不可邪！ 古之人为一乡一县，其德义惠爱尚足以薰蒸渐泽，今大者专一州，岂当小其官而不事邪？令其得吾说而思之，人咸有久居之心，又不小其官，为越人涤其陋俗而驱于治，居闽、蜀上，无不幸之叹，其事出千馀年之表，则其美之巨细可知也。然非其材之颖然迈于众人者不能也。官于南者多矣，予知其材之颖然迈于众人，能行吾说者李材叔而已。 材叔又与其兄公翊仕同年，同用荐者为县，入祕书省，为著作佐郎。今材叔为柳州，公翊为象州，皆同时，材又相若也。则二州交相致其政，其施之速、势之便，可胜道也夫！其越之人幸也夫！其可贺也夫！
王平甫既没，其家集其遗文为百卷，属予序。 平甫自少已杰然以材高见于世，为文思若决河，语出惊人，一时争传诵之。其学问尤敏，而资之以不倦。至晚愈笃，博览强记，于书无所不通，其明于是非得失之理为尤详。其文闳富典重，其诗博而深矣。自周衰，先王之遗文既丧。汉兴，文学犹为近古，及其衰，而陵夷尽矣。至唐，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几于汉，及其衰，而遂泯泯矣。宋受命百有余年，天下文章复侔于汉唐之盛。盖自周衰至今千有余岁，斯文滨于磨灭，能自拔起以追于古者，此三世而已。 各于其盛时，士之能以特见于世者，率常不过三数人。其世之不数，其人之难得如此。 平甫之文能特见于世者也。世皆谓平甫之诗宜为乐歌，荐之郊庙；其文宜为典册，施诸朝廷。然推其实，千岁之日不为不多，焦心思于翰墨之间者不为不众，在富贵之位者，未尝一日而无其人，彼皆湮没而无传，或播其丑于后。平甫乃躬难得之姿，负特见之能，自立于不朽，虽不得其志，然其文之可贵，人亦莫得而掩也。则平甫之求于内，亦奚憾乎！古今作者，或能文不必工于诗，或长于诗不必有文，平甫独兼得之。其于诗尤自喜，其忧喜、哀乐、感激、怨怼之情，一于诗见之，故诗尤多也。 平甫居家孝友，为人质直简易，遇人豁然推腹心，不为毫发疑碍。与人交，于恩意尤笃也。其死之日，天下识与不识，皆闻而哀之。其州里、世次、历官、行事，将有待于识平甫之葬者，故不著于此云。元丰元年。
周衰，先王之迹熄。至汉，六艺出于秦火之余，士学于百家之后。当是时，能明先王之道者，扬雄而已。而雄之书，世未知好也。然士之出于其时者，皆勇于自立。无苟简之心，其取予进退去就，必度于礼义。 自此至于魏晋以来，其风俗之弊，人材之乏久矣。以迄于今，士乃特有起于千载之外，明先王之道，以寤后之学者。世虽不能皆知其意，而往往好之。故习其说者，论道德之旨，而知应务之非近；议从政之体，而知法古之非迂。不乱于百家，不蔽于传疏。其所知者若此，此汉之士所不能及。然能尊而守之者，则未必众也。故乐易敦朴之俗微，而诡欺薄恶之习胜。此俗化之美，所以未及于汉也。 夫所闻或浅，而其义甚高，与所知有余，而其守不足者，其故何哉？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闾，故不能不笃于自修。今之士选用于文章，故不得不笃于所学。至于循习之深，则得于心者，亦不自知其至也。由是观之，则上所好，下必有甚者焉。岂非信欤！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，有庠序养成之法，则士于学行，岂有彼此之偏乎？ 筠为州，在大江之西，其地僻绝。当庆历之初，诏天下立学，而筠独不能应诏，州之士以为病。至治平三年，始告于知州事，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。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相州之东南，得亢爽之地，筑宫于其上。二君乃以书走京师，请记于予。 予谓二君之于政，可谓知所务矣。故为之著予之所闻者以为记，而使归刻焉。
鄞县张侯图其县之广德湖，而以书并古刻石之文遗予曰：「愿有记。」 盖湖之大五十里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。其源出于四明山，而引其北为漕渠，泄其东北入江。凡鄞之乡十有四，其东七乡之田，钱湖溉之；其西七乡之田，水注之者，则此湖也。舟之通越者皆由此湖，而湖之产，有凫雁鱼鳖、茭蒲葭、葵莼莲茨之饶。其旧名曰莺脰湖，而今名，大历八年令储仙舟之所更也。贞元元年，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。大中元年，民或上书请废湖为田，任事者左右之，为出御史李后素验视，后素不为挠民以得罪，而湖卒不废。刺史李敬方与后素皆赋诗刻石以见其事，其说以谓当是时湖成三百年矣，则湖之兴，其在梁齐之际欤！ 宋兴，淳化二年，民始与州县强吏盗湖为田，久不能正。至道二年，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，而湖始复。转运使言其事，诏禁民敢田者，至其后，遂著之于一州敕。咸平中，赐官吏职田，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顷为之，既而务益取湖以自广。天禧二年，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，起堤十有八里以限之。湖之滨，有地曰林村砂末，曰高桥腊台，而其中有山曰白鹤，曰望春，自太平兴国以来，民冒取之，夷庚又命禁绝，而湖始复。天圣、景祐之间，民复相率请湖为田，州从事张大有案行止之，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，报知至道诏书，照以刻之石，自此言请湖为田者始息。而康定某年，县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。 至张侯之为鄞，则湖久不治，西七乡之农以旱告。张侯为出营度，民田湖旁者皆喜，愿致其力。张侯计工赋材，择民之为人信服有知计者，使督役而自主之，一不以属吏，人以不扰，而咸劝趋。于是筑环湖之堤，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，其广一丈八尺，而其高八尺，广倍于旧，而高倍于旧三之二。鄞人累石堙水，阙其间而扃以木，视水之小大而闭纵之，谓之碶。于是又为之益旧，总为碶九，为埭二十。堤之上植榆柳，益旧总为三万一百。又因其馀材为二亭于堤上以休，而与望春、白鹤之山相直，因以其山名。山之上为庙，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，一以祠吏之有功于此湖者。以熙宁元年十一月始役，而以明年二月卒事。其用民之力八万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，而其材出于工之馀。既成，而田不病旱，舟不病涸，鱼雁茭苇、果蔬水产之良皆复其旧，而其馀及于比县旁州。张侯于是可谓有劳矣。 是年，予通判越州事。越之南湖，久废不治，盖出于吏之因循，而至于不知所以为力，予方患之。观广德之兴，以数百年，危于废者数矣，繇屡有人，故益以治。盖大历之间，溉田四百顷，大中八百顷，而今二千顷矣。则人之存亡，政之废举，为民之幸不幸，其岂细也欤？故为之书，尚俾来者知毋废前人之功，以永为此邦之利，而又将与越之人图其废也。 张侯名峋，字子坚，以材闻，去而为提举两浙路常平广惠仓，兼管勾农田差役水利事，方且用于时云。
古之人，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，自幼至于长，未尝去于学之中。学有《诗》《书》六艺、弦歌洗爵、俯仰之容、升降之节、以习其心体、耳目、手足之举措；又有祭祀、乡射、养老之礼、以习其恭让；进材、论狱、出兵授捷之法，以习其从事。师友以解其惑，劝惩以勉其进，戒其不率，其所为具如此。而其大要，则务使人人学其性，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。虽有刚柔缓急之异，皆可以进之中，而无过不及。使其识之明，气之充于其心，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，而无不得其宜；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，无足动其意者。为天下之士，为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，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，古今治乱之理，至于损益废置，先后始终之要，无所不知。其在堂户之上，而四海九州之业、万世之策皆得，及出而履天下之任，列百官之中，则随所施为，无不可者。何则？其素所学问然也。 盖凡人之起居、饮食、动作之小事，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，皆自学出，而无斯须去于教也。其动于视听四支者，必使其洽于内；其谨于初者，必使其要于终。驯之以自然，而待之以积久。噫！何其至也。故其俗之成，则刑罚措；其材之成，则三公百官得其士；其为法之永，则中材可以守；其入人之深，则虽更衰世而不乱。为教之极至此，鼓舞天下，而人不知其从之，岂用力也哉？ 及三代衰，圣人之制作尽坏，千馀年之间，学有存者，亦非古法。人之体性之举动，唯其所自肆，而临政治人之方，固不素讲。士有聪明朴茂之质，而无教养之渐，则其材之不成，固然。盖以不学未成之材，而为天下之吏，又承衰弊之后，而治不教之民。呜呼！仁政之所以不行，贼盗刑罚之所以积，其不以此也欤？ 宋兴几百年矣。庆历三年，天子图当世之务，而以学为先，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。而方此之时，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。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，以群聚讲习。其明年，天下之学复废，士亦皆散去，而春秋释奠之事以著于令，则常以庙祀孔氏，庙不复理。 皇祐元年，会令李君详至，始议立学。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，莫不相励而趋为之。故其材不赋而羡，匠不发而多。其成也，积屋之区若干，而门序正位，讲艺之堂、栖士之舍皆足。积器之数若干，而祀饮寝食之用皆具。其像，孔氏而下，从祭之士皆备。其书，经史百氏、翰林子墨之文章无外求者。其相基会作之本末，总为日若干而已，何其固且速也！ 当四方学废之初，有司之议，固以为学者人情之所不乐。及观此学之作，在其废学数年之后，唯其令之一唱，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，如恐不及。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，其果然也与？ 宜黄之学者，固多良士。而李君之为令，威行爱立，讼清事举，其政又良也。夫及良令之时，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，作为宫室教肄之所，以至图书器用之须，莫不皆有，以养其良材之士。虽古之去今远矣，然圣人之典籍皆在，其言可考，其法可求，使其相与学而明之，礼乐节文之详，固有所不得为者。若夫正心修身，为国家、天下之大务，则在其进之而已。使一人之行修，移之于一家，一家之行修，移之于乡邻族党，则一县之风俗成，人材出矣。教化之行，道德之归，非远人也，可不勉与！县之士来请曰：“愿有记。”其记之。十二月某日也。
刘向所定着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，《崇文总目》称十一篇者阙。臣访之士大夫家，始尽得其书，正其误谬，而疑其不可考者，然后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复完。 叙曰：向叙此书，言周之先，明教化，修法度，所以大治。及其后，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，所以大乱。其说既美矣。率〈鲍本“率”作“卒”〉以谓此书，战国之谋士，度时君之所能行，不得不然，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。 夫孔、孟之时，去周之初，已数百岁，其旧法已亡，其旧俗已熄久矣。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，以为不可改者，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？亦将因其所遇之时，所遭之变，而为当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。〈鲍本无“也”字〉二帝三王之治，其变固殊，其法固异，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，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。二子之道，如是而已。盖法者所以适变也，不必尽同；道者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。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守此，岂好为异论哉？能勿苟而已矣。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。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，不知道之可信，而乐于说之易合。其设心注意，偷为一切之计而已。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，言战之善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，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。卒至苏秦、商鞅、孙膑、吴起、李斯之徒以亡其身，而诸侯及秦用之，亦灭其国。其为世之大祸明矣，而俗犹莫之悟也。惟先王之道，因时适变，法〈鲍本“法”上有“为”字〉不同而考之无疵，用之无敝，故古之圣贤，未有以此而易彼也。 或曰，邪说之害正也，宜放而绝之。则此书之不泯，不泯其可乎？对曰，君子之禁邪说也，固将明其说于天下。使当世之人，皆知其说之不可从，然后以禁则齐；使后世之人，皆知其说之不可为，然后以戒则明。岂必灭其籍哉？放而绝之，莫善于是。故孟子之书，有为神农之言者，有为墨子之言者，皆著而非之。至于此书之作，则上继春秋，下至秦、汉之起，二百四五十年之间，载其行事，固不得而废也。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，或曰三十二篇。《崇文总目》存者八篇，今存者十篇云。编校史馆书籍臣曾巩序。
熙宁八年夏，吴越大旱。九月，资政殿大学士知越州赵公，前民之未饥，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，民能自食者有几，当廪于官者几人，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，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，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，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，使各书以对，而谨其备。 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馀人以告。故事，岁廪穷人，当给粟三千石而止。公敛富人所输，及僧道士食之羡者，得粟四万八千馀石，佐其费。使自十月朔，人受粟日一升，幼小半之。忧其众相蹂也，使受粟者男女异日，而人受二日之食。忧其流亡也，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，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。计官为不足用也，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，给其食而任以事。不能自食者，有是具也。能自食者，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。又为之官粟，得五万二千馀石，平其价予民。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，使籴者自便如受粟。又僦民完成四千一百丈，为工三万八千，计其佣与钱，又与粟再倍之。民取息钱者，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，官为责其偿。弃男女者，使人得收养之。 明年春，大疫。为病坊，处疾病之无归者。募僧二人，属以视医药饮食，令无失所恃。凡死者，使在处随收瘗之。 法，廪穷人尽三月当止，是岁尽五月而止。事有非便文者，公一以自任，不以累其属。有上请者，或便宜多辄行。公于此时，蚤夜惫心力不少懈，事细巨必躬亲。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。民不幸罹旱疫，得免于转死；虽死得无失敛埋，皆公力也。 是时旱疫被吴越，民饥馑疾疠，死者殆半，灾未有巨于此也。天子东向忧劳，州县推布上恩，人人尽其力。公所拊循，民尤以为得其依归。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，委曲纤悉，无不备者。其施虽在越，其仁足以示天下；其事虽行于一时，其法足以传后。盖灾沴之行，治世不能使之无，而能为之备。民病而后图之，与夫先事而为计者，则有间矣；不习而有为，与夫素得之者，则有间矣。予故采于越，得公所推行，乐为之识其详，岂独以慰越人之思，半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，推公之所已试，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，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！ 公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保致仕，家于衢。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，岂弟之实在于身者，此不著。著其荒政可师者，以为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云。
金溪尉汪君名遘，为尉之三月，斥其四垣为射亭。既成，教士于其间，而名之曰饮归之亭。以书走临川，请记于予。请数反不止。予之言何可取？汪君徒深望予也。既不得辞，乃记之曰： 射之用事已远，其先之以礼乐以辨德，《记》之所谓宾、燕、乡饮，大射之射是也；其贵力而尚技以立武，《记》之所谓四时教士贯革之射是也。古者海内洽和，则先礼射，而弓矢以立武，亦不废于有司。及三代衰，王政缺，礼乐之事相属而尽坏，揖让之射滋亦熄。至其后，天下尝集，国家尝闲暇矣。先王之礼，其节文皆在，其行之不难。然自秦汉以来千有馀岁，衰微绌塞，空见于六艺之文，而莫有从事者，由世之苟简者胜也。争夺兴而战禽攻取之党奋，则强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废，其不以势哉？ 今尉之教射，不比乎礼乐而贵乎技力。其众虽小，然而旗旄镯鼓，五兵之器，便习之利，与夫行止步趋迟速之节，皆宜有法，则其所教亦非独射也。其幸而在乎无事之时，则得以自休守境而填卫百姓。其不幸杀越剽攻，骇惊闾巷，而并逐于大山长谷之间，则将犯晨夜，蒙雾露，蹈厄驰危，不避矢石之患，汤火之难，出入千里，而与之有事，则士其可以不素教哉？今亭之作，所以教士，汪君又谓古者师还必饮至于庙，以纪军实。今庙废不设，亦欲士胜而归则饮之于此，遂以名其亭。汪君之志，与其职可谓协矣！ 或谓汪君儒生，尉文吏，以礼义禁盗宜可止，顾乃习斗而喜胜，其是与？夫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，而施泽于堂庑之上，服冕搢笏，使士民化、奸宄息者，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。然而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，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。故汪君之汲汲于斯，不忽乎任小，其非所谓有志者邪！
赵郡苏轼，余之同年友也。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，称蜀之士，曰，黎生、安生者。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，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，辱以顾余。读其文，诚闳壮隽伟，善反复驰骋，穷尽事理。而其材力之放纵，若不可极者也。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，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。 顷之，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。将行，请余言以为赠。余曰﹕“余之知生，既得之于心矣，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？”黎生曰﹕“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，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。今求子之言，盖将解惑于里人。” 余闻之，自顾而笑。夫世之迂阔，孰有甚于予乎？知信乎古，而不知合乎世；知志乎道，而不知同乎俗。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。世之迂阔，孰有甚于予乎！今生之迂，特以文不近俗，迂之小者耳，患为笑于里之人。若余之迂大矣，使生持吾言而归，且重得罪，庸讵止于笑乎？ 然则若余之于生，将何言哉？谓余之迂为善，则其患若此。谓为不善，则有以合乎世，必违乎古；有以同乎俗，必离乎道矣。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，则于是焉，必能择而取之。遂书以赠二生，并示苏君，以为何如也？
AI 解说尚书司门员外郎晋国裴君，治抚之二年，因城之东隅作台以游，而命之曰拟岘台，谓其山溪之形，拟乎岘山也。数与其属与州之寄客者游其间，独求记于予。 初，州之东，其城因大丘，其隍因大溪；其隅因客土以出溪上。其外连山高陵，野林荒墟，远近高下，壮大闳廓，怪奇可喜之观，环抚之东南者，可坐而见也。然而雨隳潦毁，盖藏弃委于榛丛茀草之间，未有即而爱之者也。 君得之而喜，增甓与土，易其破缺，去榛与草，发其亢爽，缭以横槛，覆以高甍，因而为台，以脱埃氛，绝烦嚣，出云气而临风雨。然后溪之平沙漫流，微风远响，与夫浪波汹涌，破山拔木之奔放。至于高桅劲橹，沙禽水兽，下上而浮沉者，皆出乎履舄之下。山之苍颜秀壁，巅岩拔出，挟光景而薄星辰。至于平冈长陆，虎豹居而龙蛇走，与夫荒蹊丛落，树阴晻暖，游人行旅，隐见而断续者，皆出乎衽席之内。若夫云烟开敛，日光出没，四时朝暮，雨旸明晦，变化不同，则虽览之不厌，而虽有智者，亦不能穷其状也。或饮者淋漓，歌者激烈；或靓观微步，旁皇徙倚，则得于耳目与得之于心者，虽所寓之乐有殊，而亦各适其适也。 抚非通道，故贵人蓄贾之游不至。多良田，故水旱螟螣之灾少。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，故牛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，五谷之积于郊野者不垣，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，发召之役也。君既因其主俗，而治以简静，故得以休其暇日，而寓其乐于此。州人士女，乐其安且治，而又得游观之美，亦将同其乐也。故予为之记。其成之年月日，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。
熙宁元年七月甲申，河北地大震，坏城郭屋室，瀛州为甚。是日再震，民讹言大水且至，惊欲出走。谏议大夫李公肃之为高阳关路都总管安抚使，知瀛州事，使人分出慰晓，讹言乃止。是日大雨，公私暴露，仓储库积，无所覆冒。公开示便宜，使有攸处，遂行仓库，经营盖障。雨止，粟以石数之，至一百三十万，兵器他物称是，无坏者。初变作，公命授兵警备，讫于既息，人无争偷，里巷安辑。 维北边自通使契丹，城壁楼橹御守之具，寝弛不治，习以为故。公因灾变之后，以兴坏起废为己任，知民之不可重困也，乃请于朝，力取于旁路之羡卒，费取于备河之馀材，又以钱千万市木于真定。既集，乃筑新城，方十五里，高广坚壮，率加于旧。其上为敌楼，战屋凡四千六百间。先时，州之正门，弊在狭陋，及是始斥而大之。其馀凡圮坏之屋，莫不缮理，复其故常。周而览之，听断有所，燕休有次，食有高廪，货有深藏，宾属士吏，各有宁宇。又以其馀力为南北甬道若干里，人去污淖，即于夷途。自七月庚子始事，至十月己未落成。其用人之力，积若干万若干千若干百工；其竹苇木瓦之用，积若干万若干千若干百。盖遭变之初，财匮民流，此邦之人，以谓役巨用艰，不累数稔，城垒室屋未可以复也。至于始作逾时，功以告具。盖公经理劝督，内尽其心，外尽其力，故能易坏为成，如是之敏。事闻，有诏嘉奖。 昔郑火灾，子产救灾补败，得宜当理，史实书之。卫有狄人之难，文公治其城市宫室，合于时制，诗人歌之。今瀛地震之所摧败，与郑之火灾、卫之寇难无异。公御备构筑不失其方，亦犹古也。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，而予之从父兄适与军政，在公幕府，乃以书来，属予记之。予不得辞，故为之记，尚俾来世知公之尝勤于是邦也。
予幼则从先生受书，然是时，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，未知好也。十六七时，窥六经之言，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，知好之，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。 而是时，家事亦滋出。由斯以来，西北则行陈、蔡、谯、苦、淮、汴、睢、泗，出于京师；东方则绝江舟漕河之渠，逾五湖，并封、禺、会稽之山，出于东海上；南方则载大江，临夏口而望洞庭，转彭蠡，上庾岭，由浈阳之泷，至南海上。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。蛟鱼汹涌湍石之川，巅崖莽林貙虺之聚，与夫雨旸寒燠、风波雾毒不测之危，此予之所单游远寓而冒犯以勤也。衣食药物，庐舍器用，箕筥碎细之间，此予之所经营以养也。天倾地坏，殊州独哭，数千里之远，抱丧而南，积时之劳，乃毕大事，此予之所遘祸而忧艰也。太夫人所志，与夫弟婚妹嫁，四时之祠，属人外亲之问，王事之输，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。予于是力疲意耗，而又多疾，言之所序，盖其一二之粗也。得其闲时，挟书以学，于夫为身治人，世用之损益，考观讲解，有不能至者。故不得专力尽思，琢雕文章，以载私心难见之情，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，以足予之所好慕，此予之所自视而嗟也。 今天子至和之初，予之侵扰多事故益甚，予之力无以为，乃休于家，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。或疾其卑，或议其隘者，予顾而笑曰：“是予之宜也。予之劳心困形，以役于事者，有以为之矣。予之卑巷穷庐，冗衣砻饭，芑苋之羹，隐约而安者，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。予之疾则有之，可以进于道者，学之有不至。至于文章，平生之所好慕，为之有不暇也。若夫土坚木好、高大之观，固世之聪明豪隽挟长而有恃者所得为，若予之拙，岂能易而志彼哉？”遂历道其少长出处，与夫好慕之心，以为《学舍记》。
巩顿首再拜，舍人先生： 去秋人还，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。反复观诵，感与惭并。夫铭志之著于世，义近于史，而亦有与史异者。盖史之于善恶，无所不书，而铭者，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，惧后世之不知，则必铭而见之。或纳于庙，或存于墓，一也。苟其人之恶，则于铭乎何有？此其所以与史异也。其辞之作，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，生者得致其严。而善人喜于见传，则勇于自立；恶人无有所纪，则以愧而惧。至于通材达识，义烈节士，嘉言善状，皆见于篇，则足为后法。警劝之道，非近乎史，其将安近？ 及世之衰，为人之子孙者，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。故虽恶人，皆务勒铭，以夸后世。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，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，书其恶焉，则人情之所不得，于是乎铭始不实。后之作铭者，常观其人。苟托之非人，则书之非公与是，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。故千百年来，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，莫不有铭，而传者盖少。其故非他，托之非人，书之非公与是故也。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无以为也。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，则不受而铭之，于众人则能辨焉。而人之行，有情善而迹非，有意奸而外淑，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，有实大于名，有名侈于实。犹之用人，非畜道德者，恶能辨之不惑，议之不徇？不惑不徇，则公且是矣。而其辞之不工，则世犹不传，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。故曰，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，岂非然哉！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虽或并世而有，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。其传之难如此，其遇之难又如此。若先生之道德文章，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。先祖之言行卓卓，幸遇而得铭，其公与是，其传世行后无疑也。而世之学者，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，至其所可感，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，况其子孙也哉？况巩也哉？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，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。其感与报，宜若何而图之？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，而先生进之，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，而先生显之，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，其谁不愿进于庭？潜遁幽抑之士，其谁不有望于世？善谁不为，而恶谁不愧以惧？为人之父祖者，孰不欲教其子孙？为人之子孙者，孰不欲宠荣其父祖？此数美者，一归于先生。既拜赐之辱，且敢进其所以然。所谕世族之次，敢不承教而加详焉？愧甚，不宣。巩再拜。
AI 解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