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记 · 太史公自序 史記 · 太史公自序

[汉] 司马迁 · 文

简体

太史公曰:

“先人有言:

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

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

有能绍明世、

正《易传》,

继《春秋》、

本《诗》、

《书》、

《礼》、

《乐》之际?

’”意在斯乎!

意在斯乎!

小子何敢让焉!

上大夫壶遂曰:

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

太史公曰:

“余闻董生曰:

‘周道衰废,

孔子为鲁司寇,

诸侯害子,

大夫雍之。

孔子知言之不用,

道之不行也,

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

以为天下仪表,

贬天子,

退诸侯,

讨大夫,

以达王事而已矣。

’子曰:

‘我欲载之空言,

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

’夫《春秋》,

上明三王之道,

下辨人事之纪,

别嫌疑,

明是非,

定犹豫,

善善恶恶,

贤贤贱不肖,

存亡国,

继绝世,

补弊起废,

王道之大者也。

《易》著天地、

阴阳、

四时、

五行,

故长于变;

《礼》经纪人伦,

故长于行;

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

故长于政;

《诗》记山川、

溪谷、

禽兽、

草木、

牝牡、

雌雄,

故长于风;

《乐》乐所以立,

故长于和;

《春秋》辨是非,

故长于治人。

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

《乐》以发和,

《书》以道事,

《诗》以达意,

《易》以道化,

《春秋》以道义。

拨乱世反之正,

莫近于《春秋》。

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

其指数千。

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

《春秋》之中,

弑君三十六,

亡国五十二,

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

察其所以,

皆失其本已。

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

差之千里。

’故曰‘臣弑君,

子弑父,

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

其渐久矣’。

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

前有谗而弗见,

后有贼而不知。

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

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

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

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

必蒙首恶之名。

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

必陷篡弑之诛,

死罪之名。

其实皆以为善,

为之不知其义,

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

夫不通礼义之旨,

至于君不君,

臣不臣,

父不父,

子不子。

夫君不君则犯,

臣不臣则诛,

父不父则无道,

子不子则不孝。

此四行者,

天下之大过也。

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

则受而弗敢辞。

故《春秋》者,

礼义之大宗也。

夫礼禁未然之前,

法施已然之后;

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

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

”

壶遂曰:

“孔子之时,

上无明君,

下不得任用,

故作《春秋》,

垂空文以断礼义,

当一王之法。

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

下得守职,

万事既具,

咸各序其宜,

夫子所论,

欲以何明?

”

太史公曰:

“唯唯,

否否,

不然。

余闻之先人曰:

‘伏羲至纯厚,

作《易》八卦。

尧舜之盛,

《尚书》载之,

礼乐作焉。

汤武之隆,

诗人歌之。

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

推三代之德,

褒周室,

非独刺讥而已也。

’汉兴以来,

至明天子,

获符瑞,

封禅,

改正朔,

易服色,

受命于穆清,

泽流罔极,

海外殊俗,

重译款塞,

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

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

犹不能宣尽其意。

且士贤能而不用,

有国者之耻;

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

有司之过也。

且余尝掌其官,

废明圣盛德不载,

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

堕先人所言,

罪莫大焉。

余所谓述故事,

整齐其世传,

非所谓作也,

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

谬矣。

”

于是论次其文。

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

幽于缧绁。

乃喟然而叹曰:

“是余之罪也夫。

是余之罪也夫!

身毁不用矣!

”退而深惟曰:

“夫《诗》、

《书》隐约者,

欲遂其志之思也。

昔西伯拘羑里,

演《周易》;

孔子厄陈、

蔡,

作《春秋》;

屈原放逐,

著《离骚》;

左丘失明,

厥有《国语》;

孙子膑脚,

而论兵法;

不韦迁蜀,

世传《吕览》;

韩非囚秦,

《说难》、

《孤愤》;

《诗》三百篇,

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

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

不得通其道也,

故述往事,

思来者。

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

至于麟止,

自黄帝始。

繁體

太史公曰:

“先人有言:

‘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。

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,

有能紹明世、

正《易傳》,

繼《春秋》、

本《詩》、

《書》、

《禮》、

《樂》之際?

’”意在斯乎!

意在斯乎!

小子何敢讓焉!

上大夫壺遂曰:

“昔孔子何爲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

太史公曰:

“餘聞董生曰:

‘周道衰廢,

孔子爲魯司寇,

諸侯害子,

大夫雍之。

孔子知言之不用,

道之不行也,

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

以爲天下儀表,

貶天子,

退諸侯,

討大夫,

以達王事而已矣。

’子曰:

‘我欲載之空言,

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

’夫《春秋》,

上明三王之道,

下辨人事之紀,

別嫌疑,

明是非,

定猶豫,

善善惡惡,

賢賢賤不肖,

存亡國,

繼絕世,

補弊起廢,

王道之大者也。

《易》著天地、

陰陽、

四時、

五行,

故長於變;

《禮》經紀人倫,

故長於行;

《書》記先王之事,

故長於政;

《詩》記山川、

溪谷、

禽獸、

草木、

牝牡、

雌雄,

故長於風;

《樂》樂所以立,

故長於和;

《春秋》辨是非,

故長於治人。

是故《禮》以節人,

《樂》以發和,

《書》以道事,

《詩》以達意,

《易》以道化,

《春秋》以道義。

撥亂世反之正,

莫近於《春秋》。

《春秋》文成數萬,

其指數千。

萬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

《春秋》之中,

弒君三十六,

亡國五十二,

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。

察其所以,

皆失其本已。

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釐,

差之千里。

’故曰‘臣弒君,

子弒父,

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

其漸久矣’。

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

前有讒而弗見,

後有賊而不知。

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

守經事而不知其宜,

遭變事而不知其權。

爲人君父而不通於《春秋》之義者,

必蒙首惡之名。

爲人臣子而不通於《春秋》之義者,

必陷篡弒之誅,

死罪之名。

其實皆以爲善,

爲之不知其義,

被之空言而不敢辭。

夫不通禮義之旨,

至於君不君,

臣不臣,

父不父,

子不子。

夫君不君則犯,

臣不臣則誅,

父不父則無道,

子不子則不孝。

此四行者,

天下之大過也。

以天下之大過予之,

則受而弗敢辭。

故《春秋》者,

禮義之大宗也。

夫禮禁未然之前,

法施已然之後;

法之所爲用者易見,

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。

”

壺遂曰:

“孔子之時,

上無明君,

下不得任用,

故作《春秋》,

垂空文以斷禮義,

當一王之法。

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

下得守職,

萬事既具,

鹹各序其宜,

夫子所論,

欲以何明?

”

太史公曰:

“唯唯,

否否,

不然。

餘聞之先人曰:

‘伏羲至純厚,

作《易》八卦。

堯舜之盛,

《尚書》載之,

禮樂作焉。

湯武之隆,

詩人歌之。

《春秋》採善貶惡,

推三代之德,

褒周室,

非獨刺譏而已也。

’漢興以來,

至明天子,

獲符瑞,

封禪,

改正朔,

易服色,

受命於穆清,

澤流罔極,

海外殊俗,

重譯款塞,

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。

臣下百官力誦聖德,

猶不能宣盡其意。

且士賢能而不用,

有國者之恥;

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,

有司之過也。

且餘嘗掌其官,

廢明聖盛德不載,

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,

墮先人所言,

罪莫大焉。

餘所謂述故事,

整齊其世傳,

非所謂作也,

而君比之於《春秋》,

謬矣。

”

於是論次其文。

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,

幽於縲紲。

乃喟然而嘆曰:

“是餘之罪也夫。

是餘之罪也夫!

身毀不用矣!

”退而深惟曰:

“夫《詩》、

《書》隱約者,

欲遂其志之思也。

昔西伯拘羑里,

演《周易》;

孔子厄陳、

蔡,

作《春秋》;

屈原放逐,

著《離騷》;

左丘失明,

厥有《國語》;

孫子臏腳,

而論兵法;

不韋遷蜀,

世傳《呂覽》;

韓非囚秦,

《說難》、

《孤憤》;

《詩》三百篇,

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。

此人皆意有所鬱結,

不得通其道也,

故述往事,

思來者。

”於是卒述陶唐以來,

至於麟止,

自黃帝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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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

汉-145—-87

司马迁,字子长,西汉夏阳(今陕西韩城,一说山西河津)人,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、文学家,被后人尊为“史圣”。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(原名《太史公书》)。《史记》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,到汉武帝元狩元年,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。司马迁以其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的史识完成的史学巨著《史记》,是“二十五史”之首,被鲁迅誉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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